(來源：《中國電力企業管理》 作者：王志軒)

         由于深化改革需要一個過程，能源電力的轉型受傳統體制的影響較大。在法規、政策、規劃、標準間仍然存在不協調、交叉、重復甚至矛盾的情況。一方面，生產關系的變革推動了電力供給側、需求側都朝著清潔、低碳、高效、節約以及市場化方向加快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的DR（需求響應）市場機制作用還難以發揮主導性作用。

        從全社會用電水平看，雖然增速有所減緩，但絕對增量很大，全社會用電水平提高較快。在本世紀初中國還有近4100萬無電人口，在2015年全部解決了最后20多萬無電人口用電問題。全社會用電量由2012年的4.96萬億千瓦時，增加到2017年的6.36萬億千瓦時，5年共增加用電量1.4萬億千瓦時。2017年，全國人均用電量為4589千瓦時，比2012年的3676千瓦時，增加了913千瓦時，人均用電量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人均生活用電量628千瓦時與世界平均水平比仍然偏低(據世界能源理事會2014年的統計，世界人均年生活用電量為739千瓦時)。

        從電力供需特點看，電力供需除在個別地域、個別時段有短缺外，整體平衡、富余，在供給側表現出新能源電量消納不足、煤電利用小時整體降低的特點。此階段供需矛盾的變化是由供與需兩方面共同造成，其中用電需求減少與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速降低和經濟結構向低能耗方向調整的雙重作用有關，而供應能力增強與體量巨大的火電發展慣性和新能源發電超高速增長的雙重作用有關。從發電設備利用小時的變化可以明顯看出，此階段的電力設備利用率處于歷史上低水平時期。2017年7月，16個政府部門聯合頒布了《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的意見》，提出了從嚴淘汰落后產能、清理整頓違規項目、嚴控新增產能規模、加快機組改造提升、規范自備電廠管理、保障電力安全供應6項主要任務。

         從電源、電網特點看，電源結構向清潔化發展和智能電網發展為DR提供了客觀需求和支撐平臺。5年間，中國非化石能源發電比重提高很快，但消納困難、補貼不足;煤電污染控制水平達世界先進，但虧損嚴重;電網輸送能力有很大提升、技術水平部分領域世界領先，智能電網加快建設，微電網及分布式發電突起。針對棄風、棄光率嚴重問題，政府、電網、電源及用戶共同努力加大解決力度，2017年，全國棄風率12%、同比下降5.2個百分點，棄光率6%、同比下降4.3個百分點。但是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仍然很大，據國家能源局數據，截至2017年底，累計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缺口總計達到1127億元，其中光伏補貼缺口455億元(占比約40%)。由于中國電網調峰主力主要靠煤電，頻繁的調峰使先進的煤電機組難以運行在合理工況下，不僅降低了能源效率，而且由于減少了利用小時數，也降低了經濟效益，雙重作用進一步增大了虧損。由于煤電在中國電力系統中起著重要的調峰作用，對于支持可再生能源轉型具有重大作用，因此，解決好中國煤電發展和運行問題是中國DR機制設計中必須要解決的特殊性問題。可再生能源消納、智能電網、DR之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2015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發布了《關于促進智能電網發展的指導意見》，對中國智能電網的范圍、技術特性、應用目的、作用等進行了外延式定義;在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發展目標方面提出了總體要求;明確了主要任務是網源協調、技術支撐、消納新能源、多能互補、電網安全、強化DSM、電能替代、多元化用電、裝備研發、標準國際化等;提出了組織協調、投資支持、電價機制、商業模式等保障措施。提出了智能電網的目標是：“到202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開放兼容、雙向互動、高效經濟、清潔環保的智能電網體系，滿足電源開發和用戶需求，全面支撐現代能源體系建設，推動中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帶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形成有國際競爭力的智能電網裝備體系。”不難看出，中國特色的智能電網發展基本上包含了人們對能源電力轉型的所有期望。《意見》明確，智能電網要促進“滿足并引導用戶多元化負荷需求。建立并推廣供需互動用電系統，實施需求側管理，引導用戶能源消費新觀念，實現電力節約和移峰填谷;適應分布式電源、電動汽車、儲能等多元化負荷接入需求，打造清潔、安全、便捷、有序的互動用電服務平臺。”可以說，智能電網就是實施DR的平臺。

         從需求側用電特點看，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移動通訊、電動汽車、電能替代及能耗雙控，使需求側電力結構發生新變化。5年間，供電結構持續向第二產業用電減少的方向轉變，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和城鄉居民用電比重分別為70.6%、13.9%和13.7%;比2012年分別下降3.3個百分點、提高2.5個百分點和提高1.1個百分點。

中國特色的DR就是由以上幾個要素的變化和互相影響，順時而生、因地而行、因勢而變。在實踐中形成了在電力供應富余情況下、具有顯著供給側改革特點的DR政策體系。2012年10月，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了《電力需求側管理城市綜合試點工作中央財政獎勵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提出了財政補貼主要是促進解決電力短缺(平衡)和節能減排問題，將“能效電廠”等技術的“永久性”節約與“需求響應”的“臨時性減少”區分開來，區別了不同地區的獎勵水平等3個方面的要求，體現了初期“需求響應”作用和部分內涵。這個政策出臺，表明了政府在電力負荷管理上，由行政型手段向DR所需要引導型、激勵型政策工具轉變。

        隨著情況的不斷變化，DR在探索實踐中不斷發展，據媒體報道，上海于2014年夏季開展了中國首個需求響應城市試點項目。共有64個用戶參與了試點項目，包括31家工業用戶和33家樓宇用戶。參與用戶經過核查，每削減1千瓦的用電能夠獲得2元錢的電費扣除補償。此外，黃浦區政府還額外提供了每千瓦2塊錢的補貼。參與用戶在谷電時的用電量由30%增長到了47%。同時，用電高峰時段從晚上7時到9時錯后至了10時以后的谷電時間。2015年6月江蘇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聯合江蘇省物價局制定了《江蘇省電力需求響實施細則(試行)》，體現出實施負荷管理由行政手段向市場化轉變。據《中國電力報》報道，2015年 8月4日，江蘇省成功實施了首次全省范圍的電力需求響應，約定負荷162.74萬千瓦，實際減少負荷165.77萬千瓦。但是總體來看，上海、江蘇的DR基本上雖然是電力供應相對不足時的措施，但是在智能化技術的支撐下，加大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更多體現了用戶的自愿性和經濟激勵手段，與DR的基本內涵是相通的。通過電力需求側管理城市綜合試點，2015年4月，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印發了《關于完善電力應急機制做好電力需求側管理城市綜合試點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明確提出了采用電力需求側管理有利于消納可再生能源的作用，明確了“以更加市場化的方式保障電力供需平衡為吸引用戶主動減少高峰用電負荷并自愿參與需求響應，可以制定、完善尖峰電價或季節電價”的政策。據國家發改委文件(發改運行規〔2017〕1690號)顯示，在2012～2016年，電網企業積極采取措施促進自身節電和開展社會節電，累計節約電量553億千瓦時，節約電力1268萬千瓦，比目標任務分別超額完成131億千瓦時和359萬千瓦。2017年9月20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務院國資委、國家能源局等六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新形勢下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的通知》(發改運行規〔2017〕1690號)，同時發布了《電力需求側管理辦法(修訂版)》。通知中明確提出，電力供大于求的形勢越發明顯，DSM的工作重心需從保障供需平衡向多元化目標轉變;DSM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在重點工作中提出，要推進電力體制改革實施電能替代，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提高智能用電水平等。修訂后的《電力需求側管理辦法》與修訂前相比，對DSM進行了重大的改革。  從文件內容看，DSM增加了“促進可再生能源電力消費、減少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實現節約用電、環保用電、綠色用電、智能用電、有序用電”的內涵。在實施主體上，將電網為主體擴大到“電網企業、電能服務機構、售電企業、電力用戶是電力需求側管理的重要實施主體”。從外延上看，DSM擴展到“支持電網企業會同電力用戶探索建設大規模源網荷友好互動系統，有效平抑可再生能源帶來的波動，提升電網‘源’‘荷’互補能力，助力可再生能源大規模替代化石能源。”從DSM的進一步發展看，提出了通過智能用電創新用電管理模式，培育電能服務新業態，提升電力需求側管理智能化水平的要求。由上可見，變化了內涵的DSM雖然仍然保留了DSM名稱，但實際內容已經發展了很大變化，標志著中國DSM進入了DR發展階段。  但是，中國離國際上通行意義的DR機制還有一段距離。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國DR的應用在2012年之后已有萌芽，這主要得益于中國智能電網的建設、電力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以及從解決可再生能源消納問題的具體實踐。可以看到，在電力體制改革方案中和一系列解決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文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DR的影子。但是，與發達國家比，DR在中國也只能說在是初步發展階段。一是，相關項目試點工程的實施主要是立足國內現狀，基于電網企業相關業務應用系統建設需求響應平臺，通過招募負荷集合商(load aggregator，LA)等對電力用戶側負荷資源進行統一調控。二是，中國需求響應機制和項目設計，多數情況下由政府主導，參與用戶以工商業用戶為主。可以說中國離國際上通行意義的DR機制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市場機制還很不完善，使建立在市場機制之上的DR難以施展全部本領。因此，從問題導向來看，DR仍然是當前和未來數年解決中國電力發展中重要矛盾的重要手段。